【新刊】杨光斌｜政治学研究的学科化问题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编 者 按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第十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1年11月20日至21日在线上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

　　学科分野是现代性的产物，其对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学科建设对大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但在学科建设的热潮之下，催生了谨守学科边界的“学科性学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性学术”的特点就是执着于特定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躲进小楼成一统”，把学术研究引到了日益脱离社会现实和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境地。

　　如何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扎根中国大地，直面前沿问题，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倡导“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应是探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组笔谈由发言人根据线上发言整理扩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发言者提交了论文，本刊将陆续刊出。

　　今天会议的主题，“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显然是一个很开放的话题，多领域学者从各自角度来谈感想，我称之为“感想”，是因为话题本身的性质。

　　我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来谈谈学科化的问题。从政治学这个角度来谈问题，问题性学术研究与学科性学术研究就不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谈学科肯定是在西学语境下，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学科既然是一个西学的概念，我们就从西学这个语境来说起。政治学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科，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就是国家问题。政体问题，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概念，或者说政治问题研究一开始就是学科性的。

　　比如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它就是用学科方式来表述问题研究。到工业革命以后，学科化建制受影响最大，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分工，学科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近代社会科学的诞生。政治学系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国际关系学，这是社会分工专门化，受工业革命的影响。

　　这是我们在西学意义上来看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关系。如果非要说问题性学术和学科性学术有什么区别，我想在方法论上有所体现。先看一般性的问题性学术研究，对政治问题大家都感兴趣，比如国家兴衰，不要说读书人，一般老百姓都感兴趣，因此研究政治问题的人很多。中国古代关心政治问题的都是政治家，他们又是学问家，像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从研究方法来划分的话，一般性的问题性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主义是方法，但它不一定是我们说的方法论，比如求同存异，以归纳法居多，这些是人类思维的常识性方法。看到一些现象进行归纳，这是一般性问题研究，有方法，但是谈不上方法论。

　　学科化研究有方法论。从中国政治学这个角度看，中国引进政治学120年以来，在有学科之前就有发达的政治问题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非常发达，但是它们不叫学科，有学科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120年左右的事。在方法论上，先后出现了来自欧陆的制度主义，来自苏联的阶级分析，来自美国的理性人假设。有人说到把人性引入研究，西方政治学引入得最早、最多、最深入，最后其人性研究把美国政治学搞死了。霍布斯要理解国家，就像要理解钟表一样。这个国家像一个钟表，国家的原部件是什么？因此要理解国家首先要理解人性。人性是什么？自私自利。西方政治学一直有通过人性的假设来把政治问题研究科学化这样的追求。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是按照这个路线图去做的，理性人假设的最高表述就是“历史终结论”，因为代议制民主体现了理性人假设的个人权利，因此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所以说，理性人性假设的研究在西方非常发达。

　　区分问题性学术和学科性学术的一个角度可能就是方法论。无论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还是阶级分析方法论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它们有共同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方法，历史方法是求同存异，归纳法，总结经验，总结规律，但是这些方法论有其内在的中介机制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也算是学科性学术的一个进步吧。

　　另外一方面，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每个时代的政治学的知识产品都是那个时代最牛的国家提供的，比如说制度主义方法论来自于欧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学引进了欧洲的政治学，而阶级分析主要来自于苏联，理性人假设，就是理性选择主义，来自于美国。我们的问题是，中国走到今天，正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政治学应该提供点什么？如果仅停留在问题性学术层面而非学科化方法论的政治学，中国政治学依旧不能担当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

　　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是政治史类研究很强，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小传统在政治史类研究上独树一帜，比如革命史、党史、共运史、中国制度史，更别说清史研究。在政治学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学科化的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强调的是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关系。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历史本体论。大家都在讲历史的重要性，德国也有历史学派，英国的政治学和历史研究根本不分家，他们牛津、剑桥的教授既教中国历史又教中国政治。在严格意义上，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算起，德国历史不过500年，英国诺曼人登陆就是1000年。它们历史都不长，但政史不分家的传统非常坚固，而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5000年历史的大型文明体未曾中断，因此历史本身给我们能提供更多的资源。中国历史是政治史，政治史当中有很多政治学原理。以前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都是用外来的方法论，因此历史政治学可以认为是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的，中国政治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历史本体论。布罗代尔说欧洲直到17世纪左右基本上都是社会史，因为帝国崩溃以后都是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就各自为政，后来进入封建制绝对主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从几千个城邦国家，甚至上万个城邦国家，打出来几十个民族国家。历史就是社会史，因此国王有行政权力。而在国王旁边有很多地方诸侯，他搞不定他们，他们组成议会制约王权。这就是社会史延伸出来的制度变迁。从这样的制度变迁总结出的政治学理论，就是代议制政府、代议制民主等等。但是，中国历史是政治史，几乎一开始就是这样。先秦的时候，比如说管仲治齐、商鞅变法，都是政治史，更别说秦以后都是大一统的国家史。所以说，历史的性质导致了中国的制度变迁样式。

　　前面列举的几个外来方法论都很难回答中国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说代议制民主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最爱，阶级分析对革命很有用，但是怎么搞建设还有待研究，社会学已经找回阶级分析，但政治学界运用阶级分析的还寥寥无几。政治学1980年恢复以来，用阶级分析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几乎没有。理性选择主义就个体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恐怕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用历史政治学可以来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比如说民主集中制对应的是大一统，社会主义思想对应的可能是民本思想，协商民主对应的可能是协商政治，等等。我们说一般性问题的研究有方法，但没有方法论，而学科化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属于方法论。

　　因为政治学一开始就是学科化建制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它有巨大成就，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的成就是什么呢？学科化成果能普遍化，形成人们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自由主义，在二战之前自由主义可能就是一个思想，是少数人能掌握的一个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到二战以后，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一个文件，说美国社会科学就是宣传战，就是意识形态宣传战。而怎么做美国社会科学？要把“自由”这个关键词贯穿于各个学科，因此后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有自由主义这条线索。这个做法做到了什么呢？他们真正做到了“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我们现在提倡弘扬中华文明传统，比如说共产党思想资源在哪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在哪儿？那可能就是讲中国文明传统，比如说儒家思想，我的理解是儒家思想如果做不到大众化、学科化，如果依然按照原来的经学路径去研究，很难推陈出新，很难做到像自由主义一样的大众化。儒学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科学学科化，如此才能普及儒学思想，弘扬光大。

　　另外，关于民主的概念，都是美国学科化成果的具体体现。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什么？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但是美国政治学怎么做的呢？它首先把民主从本质民主改造为程序民主，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第二位的。它来个简单颠倒，第一位是什么？选举产生政治家做决定的过程，这首先就把民主的概念改造了。第二是改造民主的性质。二战之前，一说西方民主都是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知识分子肯定不喜欢，因为知识分子喜欢自由，喜欢平等，喜欢公正，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可能有效率，但是肯定不公正不平等。资本主义民主被置换成什么？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民主，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第三个改造是什么？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政府组成符合法律程序，官僚制是最有效的，就这两点。到50年代，这个概念被重构了。李普塞特在《政治人》这本书当中保留“有效性”，但是把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从此有了“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这就是学科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说，自由和民主的融合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成就，因为自由和民主是两个道上跑的车，自由是贵族的权利，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但是最后它们被拧在一块，所以说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概念。

　　政治学一开始把问题研究学科化，前面两个例子说明其产生了很大的“成就”。“成就”一词是对西方人来说的，因为自由民主这个概念是被扭曲的；尽管被扭曲，它还成了普遍化概念。我们是折中主义者，有成绩就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多。在美国受教育的学者说，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很发达，但是如果你系统地掌握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你就很难有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这就是说越来越多地学科化以后，必然会带来问题意识的狭隘化，甚至出现大量的无意义写作。这在美国、中国都很普遍。美国的学术利益集团化非常严重，很多所谓的学派，比如行为主义学派在70年代以后玩不转了，已经在各主要高校占领了阵地，适时地转化为理性选择主义学派，当然理性选择主义学派最后又诞生了很多不同的次学派、亚学派，然后学派再搞出杂志，培养学生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学者凭几篇无用的文章当教授。这样看来，无意义写作也不是没有意义，靠写作可以当教授。当然对人类的知识和思想贡献有什么，那是另一回事。

　　讲到学科化建制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联系到中国。我觉得我们现在很纠结。一方面，很多人都认识到中国的学科建制带来的问题，问题意识淡化，就是说思想性成就越来越小，学科建制越来越发达。其实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对策是什么？建设“新文科”。新文科肯定是问题导向的教育，强调学科融合，至少是文科和文科的融合。比如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融合，中国传统上是不分家的。另外一个就是文理融合。大数据来了，文科学生要会用数据分析。国外不叫新文科。美国杜克大学在政治学系下面划分了几个板块，比如比较政治经济学、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另一方面，一级学科越来越多。有学者在20年前说，20年后不会再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分，但是现在科学划分越来越多，更加细化。碎片化学科建制显然无助于新文科的发展，不利于问题意识的培养。

　　我的结论是，创新发展必然是问题导向的研究结果，过于狭隘的学科建制肯定限制了创新发展；然而即使是问题研究，好的成果也离不开学科化的方法论路径。另外，学科化研究有助于学术成果的连续性积累，比如前述的美国政治学关于民主的研究，而问题性学术研究则可能是碎片化、非连续性的。当然，这些“结论”依然是开放性的问题，而不是唯一的答案。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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